文學讓我們從俗諦中驚醒

2020年12月18日 08:28    來源:解放日報    夏斌

  原標題:文學讓我們從俗諦中驚醒

  ——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郁

  孫郁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近現代文學批評家、作家,但他也當過報社編輯、博物館館長。無論在哪個崗位上,始終不變的是對生活保持熱愛和清醒,守望赤誠與責任。

  52歲那年,孫郁辭去公職,走進了大學校園,力倡“復興母語的創造性書寫”。他邀請一批當代知名作家加入教師團隊,并率先開設“創造性寫作”二級學科,培養出了幾屆優秀學員。

  孫郁認為,文學教育說到底是對想象力與智性的培養。只有更好地接續“文章氣脈”,在與社會、歷史、時代的互動中找到個人志趣與時代命題相連接的橋梁,才能創作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作品。

  孫郁

 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、中國魯迅研究學會會長、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,曾任北京日報《文藝周刊》主編、魯迅博物館館長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。

  一些青年人習慣用程式化的詞語來表達思想,缺乏靈動性、生猛氣

  解放周末:有過這么多“跨界”,您最喜歡哪個職業?

  孫郁:經歷的每一種職業,其實都是自己喜歡過的。這和年齡有關,年輕時喜歡熱鬧,老了則待在書齋的時候居多。

  雖然有過不同的工作崗位,但基本上都在做一件事情,即魯迅與新文學研究。我個人覺得,記者和博物館館員的經歷,對于現在的教學也有幫助,只是年輕時期浪費了許多時間。

  當老師有個好處,就是需要不斷學習,而且在與青年的對話中,可以不斷矯正自己。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,要時時關注新的知識,了解與自己不同的一代人在想些什么。

  解放周末:聽說您的課堂上常常座無虛席?

  孫郁:本科生的課,人相對多一些。研究生的課人數有限,因為過于專業,話題相對狹窄。

  解放周末:現在的“90后”“00”后是不是不那么排斥文學了?

  孫郁:從選課來看,一開始喜歡文學的學生不是那么多,他們容易受到流行思維的干擾。文學院有不少學生的第一志愿也不是文學,但調劑過來后,都漸漸學會了安靜地面對文本。畢竟,文學是有巨大引力的。

  作為老師,我們的任務是與青年人一起面對經典,并在閱讀、討論對象世界的時候發現我們自己。

  應該說,現在大學生的知識結構比我們這一代人要豐富,也有很好的人文基礎,但在母語的運用上還存在許多問題。一定程度上,應試教育把人感知語言的能力弱化了,一些青年人習慣用程式化的詞語來表達思想,缺乏靈動性、生猛氣。

  文學教育要刺激人保持感知世界的鮮活度,不能沉浸在教條的范式里。目前的教育理應著重解決這方面的問題。

  解放周末:中國傳統的語文教育更多是一種浸潤式學習。從蒙學開始,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等一路讀下來,文化的感覺有了,語言的感覺也有了。但現在我們要學的東西比古人多,這種浸潤式學習是不是有點奢侈?

  孫郁:這個話題確實值得探討。我是主張雙軌制或多軌制的。坦率地講,現在的教育模式過于單一,應當允許一批人在學科之外的層面接受不同的教育。教育生態變化了,多種可能才會出現。

  實際上,每一種模式都有盲區,不同的模式有互補性。聰明的學生可以取長補短。中國有些人文學者沒有大學經歷,但依然有不凡的思想。

  能夠放逐思想的人,才會寫出好的文字

  解放周末:一直有人說,中文系和文學院培養不出作家。問題出在哪里?

  孫郁:大致來看,中文系的授課者整天在講授知識,審美訓練很少。加上學分與考試的因素,學生自然被引到學問的路上來。

 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,中文系出來的作家,在校時未必是好學生。典型的例子是汪曾祺,他逃課、散漫,不太喜歡正襟危坐。于是,他的思想會溢出學院的圍墻,精神可以四處飄蕩。

  能夠放逐思想的人,才會寫出好的文字。但可惜的是,中文系培養的匠人多,靈氣多被知識掩埋,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
  解放周末:作家進校園是不是帶來了不同的風氣?

  孫郁:作家進入大學,可以營造一種寫作的氛圍。創意寫作也是一門專業,一般的教授未必能夠教好寫作,作家卻可以熏陶、帶動學生去訓練文字。

  目前來看,作家駐校帶來了一定的好處,使呆板的學科間有了一種審美的潤滑劑。同時,它清晰地告訴學生一個道理:對母語敏感與否,會影響自己的表達與思考。

  應當承認,關于文學創作,沒有天資肯定是不行的,但文學教育可以啟發人走進這個世界。國外創意寫作課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積累和經驗。國內剛剛興起這門二級學科,還需要慢慢摸索。

  解放周末:普希金的詩,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說,曾為許多中國青年打開了一扇不同于傳統和現實的窗戶。但現在俄羅斯文學似乎逐漸遠離我們,這是不是一種遺憾?

  孫郁:近代以來,很多中國人都關注并喜歡俄羅斯文學。中國當代一些優秀的作家,也是繞不過俄國文學傳統的,雖然人們對它的態度比較復雜。

  普希金的詩句有著燦爛的美質,童真里散著愛意與智性。他的句子被穆旦譯介過來后,刺激了幾代中國詩人的寫作。托爾斯泰的人文關懷直到今天仍得到很多中國作家推崇,他的內省精神對巴金以來的中國作家是有親昵感覺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殘酷性和復調的審美表達,我們可以從林斤瀾、莫言、殘雪等作家那里看到回應。

 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為了改造社會,更是直接從俄國文學那里得到諸多精神鼓舞。我這個年齡的人,因為歷史原因,讀俄國文學的也多,F在的作家不同了,擁有更廣泛的參照系,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閱讀對象。

  不過,現在也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,即許多受過歐美文學啟發的人,后來深入思考中國問題時,不自覺地與俄羅斯文學某些精神有交叉的地方。

  像格非、王家新等人,最早受歐美文學影響,后來的寫作也頗為注意俄國文學傳統,能夠從其意象里發現自己需要的元素。尤其是王家新,他對俄國詩作的翻譯,有著很深的思想寄托。

  魯迅是一個有大愛的人,他的世界沒有一點奴態

  解放周末:長期以來,魯迅被塑造為一位“橫眉冷對千夫指,俯首甘為孺子!钡亩肥啃蜗。但在您的筆端,可以看到他在金石學、考古學、科學史、哲學、美學、民俗學、心理學等方面的廣泛興趣與知識譜系。

  孫郁:魯迅的豐富性,以流行的思維不易看清。他打撈出了幾近消失的古代文化余緒,又把現代性精神引入自己的文字中。他的現代性不是凝固的,而是帶有不斷自省和突圍的能量,打開了確立自我又超越自我的開放的空間。

  魯迅的話語方式與詞語方式有時是反本質主義的,辭章背后有我們看不見的東西,但又有一種恒定的追求。所以,走進他的世界,除了以往的方式之外,還要了解其知識結構。

  他的修養很深,對各種文化都有心得,一些研究顯得很深。不了解這些,就不會完整發現其整體性。了解這一點,就會發現我們以往對他的描述遺漏了許多元素。知識的豐富與精神的廣遠,才使其有了創作的資本。由此,對比魯迅的文字,當代的作家應當感到慚愧。

  解放周末: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那段時光,是不是讓您更加親近魯迅?

  孫郁:魯迅博物館有較為豐富的資料,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文物,這對我來說是一次補課。

  博物館的研究室還有一個好的傳統,就是從史料出發討論問題。我過去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。在博物館十余年,才發現自己的基礎不行,從而慢慢糾正自己的思路。

  國內的魯迅研究有種越來越脫離史料的跡象,缺乏對于20世紀上半葉那個時代具體語境的了解,玄虛的地方有點多。當時,我身邊的幾位前輩都有扎實的根底,不尚虛言,很少空話。這種治學精神一直在啟示我、滋養我。

  同時,那段時光的研究讓我真切意識到,魯迅是一個有大愛的人,他的世界沒有一點奴態;他也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,能夠在新舊文化中調試出一種屬于現代人的智慧;他不斷地挑戰我們的慣性思維,以智性與詩意的方式,跨越非人道的遺存,引人到開闊光明的地方去。為此,他犧牲了自己,其慈悲的精神甚至可以與一些宗教人物相比。

  解放周末:現在不少年輕人在讀魯迅作品的時候,依然會感覺“被電擊中一般”。魯迅的思想何以影響一代又一代人?

  孫郁:青年人在尋找自我的時候不斷與魯迅相逢,說明我們還在魯迅那代人巨大的話語場里。他思考的許多難題,也是今天許多青年要面臨的存在。由此我們會發現,他的精神表達方式還是那么富有啟示性。

  比如,魯迅認為,人很容易成為奴隸,一方面是別人的奴隸,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奴隸。為此,他鼓勵大家要靠一種精神的突圍,來尋覓新的、有智性和趣味的生活。

  解放周末:還有哪些名言警句值得推薦?

  孫郁:我常常不忘的一句話是:“是故將生存兩間,角逐列國是務,其首在立人,人立而后凡事舉;若其道術,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!边有一段話也很感人:“人固然應該生存,但為的是進化;也不妨受苦,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;更應該戰斗,但為的是改革!边@里有先生的愛意,也有他的哲學。

  解放周末:在呈現豐富性、鮮活性的同時,是否也要警惕對魯迅的碎片化理解或誤解?

  孫郁:了解魯迅,既要看文本的細節,也要有整體性觀念。對于他的一些話語,確實要放在特定語境里來理解。

  比如,他曾說青年要少讀中國書、多讀外國書,主要是針對讀經復古的思潮來說的。事實上,他給朋友的孩子開列的書單,就有很多中國古書。

  再如,魯迅并不否定傳統戲劇的價值,他對于紹劇、秦腔就很喜歡;京劇被士大夫化后,魯迅是有看法的,認為消失了一些原生態的東西。

  此外,梁實秋、李敖都曾指責魯迅翻譯語言不通。他們不知道,魯迅的硬譯是為了增加漢語表達的功能,改變國人思想的方式,是對母語表達不周密之瑕疵的挑戰。

  他輯校古籍,也不是單一的趣味問題,而是與西學的眼光有關;整理《會稽郡故書雜集》,是民俗學意識在起作用。如果只注意對于國故的態度,不觀察他整理國故時候的世界主義眼光,我們就會遺漏其思想鮮活的部分。沒有微觀體味與系統觀察的結合,對他的誤讀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
  筆墨的興衰,有時隱在無詞的言語里,浮在外面的表達不過是冰山一角

  解放周末:今年是巴金逝世15周年,您特意撰寫《詩人巴金》一文!霸娙税徒稹迸c“小說家巴金”有什么不同?

  孫郁:我實際是想從詩學的層面體察他的文本力量。巴金的作品是帶有詩意的書寫,所有的文字都裹在詩意的境界里。他以詩的方式寫小說,也以小說的方式為詩,但他的詩人氣質中沒有盲從,一直帶有自審的意味。因此,討論巴金的文學作品,應當顧及審美的脫俗意蘊和精神的超越性。這兩方面是不能分開來談的。

  就寫作方式而言,他與艾青、穆旦等詩人有很多相似性,即從翻譯語言和口語中建立現代人表達的可能性,毫無傳統文人的迂腐氣。

  本雅明在討論克爾凱郭爾的寫作時說,作者具有克服表象的內力,意象里存在著“通過想象而獲得安慰的美學”。百年的文學一直存在這樣的流脈,除了魯迅的傳統,巴金的傳統也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。

  解放周末:您還曾提出,20世紀80年代,真正顛覆人們思想的,哲學上是李澤厚,文學上的代表先是巴金,后來轉為汪曾祺。

  孫郁:李澤厚綜合了康德、榮格、魯迅的資源,使思想回歸到主體世界的路徑,這就避免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。一般人接近馬克思主義是從黑格爾、費爾巴哈那里開始,李澤厚卻從康德、席勒走向馬克思主義,把思考的路徑改變了。巴金則歸到托爾斯泰主義的路徑,將人道精神呼喚出來。

  汪曾祺在精神上與新康德主義接近,審美思想也屬于新康德主義延伸線上的遺存。他回歸傳統、轉向日常,由儒家的樂天與道家的逍遙,進入京派的散淡、博雅之趣,從而帶來審美路徑的轉移。他的精神底色與李澤厚有交叉之地,和巴金距離較遠。

  這三位是我最尊敬的當代知識人。我自己的成長得到他們的許多啟示,所以至今心存感激。

  解放周末:在報社副刊工作期間,應該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文化人?

  孫郁:我做編輯時,新京派開始出現,張中行、汪曾祺非常走紅,能夠約到他們的稿子算是幸事。記得有一次與同事去造訪張中行,事先沒有聯系,在沙灘旁的一棟老樓里見到先生,依然受到了很好的禮遇。張先生穿著一件中山裝、戴著一副袖套,樣子像極了胡同里的大爺,講起話來沒有一點架子。他們那一代人平民意識很濃,沒有象牙塔文人的毛病。

  汪曾祺也很隨和,雖然學問深,但并不書齋氣,對百姓日常生活非常關注。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,說看到報紙上有一篇女工的文章,描寫親人病中的故事,很是不錯。為此,他特意約請林斤瀾、邵燕祥撰稿,自己也寫了篇《花濺淚》的文章。三位老人為工人作者寫的評論占據了整整一個版,一時傳為佳話。這件事給我的觸動很大,編輯工作其實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。

  那些年,印象深的還有端木蕻良。他寄來文章幾乎篇篇均好,風格與張中行、汪曾祺不同,筆下多為學人筆記類的小品,一般是談曹雪芹、北京古跡和文壇舊事等。文章舉重若輕、洋洋灑灑,又不張揚;文字有老京派的儒雅,學識里的幽情暗轉,閱之余音縷縷。

  汪曾祺和我談到端木蕻良的文章,亦大為贊佩,以為自己有時寫不過他。20世紀90年代,端木蕻良沒有汪曾祺、張中行紅火,但文字的確是不差的。我有時候想起他,便覺得這位老人寂寞里的寫作或許別有寄托,只是我們知之甚少罷了。

  解放周末:副刊是個百花園,各類品位的文章都有,作者無疑也是五花八門。

  孫郁:給我寫稿子的人里面,新鳳霞的積極性最高。每次約稿,都會準時寄來。有時候還主動聯系我們,希望能夠錄用她的憶舊文章。

  她的文字沒有經過專門訓練,但看起來很有意思;文法也不是很講究,如果從規范的角度來看,許多文字是不通的。但這些看似不通的句子,卻別有味道——京津地區口語里的熱氣散落其間,詞與詞間是有街巷里的土氣的。

  新鳳霞的書寫在京城可謂“獨一的存在”,好比田野開出的花,小而帶著生命之氣。我每次都要順順她的字句,有時冒昧增刪幾句,以補行文上的漏洞。但她看到清樣總沒有疑問,對于我們這些年輕人是信任的。

  解放周末:這段副刊工作的經歷,對您的個人成長、文學創作研究產生了什么影響?

  孫郁:編輯十年,第一是認識了北京這座城,對歷史沿革有了一些理解;第二是了解了文壇與學界的一些狀態,也意識到自己的短板,讓我明白文章之道在哪里,什么是有質感的文字。

  因了此段因緣,才知道文學與社會不太像教科書說的樣子。其實筆墨的興衰,有時隱在無詞的言語里,浮在外面的表達不過是冰山的一角。我后來在大學教書,一直不太愿意引用教材里的文字,親歷的生活總還是與概念里的世界不同的。

  文學猶如“存在的鏡子”,人們在其間可以看到未曾見到的自己

  解放周末:有人提出,“一個好的寫作者,就像個雜貨店主”。文學格局的大小,絕不以店的規模來論斷。在您眼中,好的寫作者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?在中外文學界,有沒有可以做榜樣的“店主”?

  孫郁:文學創作是一個復雜的勞作,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。好的作家最好是一個雜家,因為背后可以有廣闊的精神空間。但也有作家十分單純,知識結構也簡單,卻有天籟之音。

  我個人喜歡蘇軾、曹雪芹、魯迅、汪曾祺這樣的作者,他們都深味傳統文化經脈之妙,有深的修養;蛘哒f,他們的文字是有學問的,辭章含著幽深的精神之影。

  《紅樓夢》就涉及古代文化諸多學問,真的是百科全書。我們看了曹雪芹的文字,會感到他的學識之廣之深。當代似乎還沒有哪位作家有他的厚度。

  解放周末:但也有人說,正經人要少看文學經典,包括《紅樓夢》。因為文學大體是描述小概率事件的,“很慘很可憐很感人,卻分不清故事和現實”。

  孫郁:文學是對于生命存在的另一種可能的展示,有再現生活的功能,也有想象、超然的功能。作家在現實里無法實現的思想可以借著審美之船駛入精神的深海,在顛簸里釋放生命的種種潛能。比如,詩歌、小說、戲劇猶如“存在的鏡子”,人們在其間可以看到未曾見到的自己,由此知道該選擇什么、放棄什么。

  我們都生存于世俗社會,按照生活邏輯慣性生活,文學則可以照出我們認知的盲區,我們的精神從而可以被其異樣的光芒所沐浴。那一刻,我們從俗諦中驚醒,恍然覺悟精神的路不止一條。

  解放周末:文學的盛衰與社會環境又有著怎樣的關聯?

  孫郁:文學的盛衰與環境的關系很復雜,一兩句話說不清。舉個例子,《吶喊》就誕生于歷史的黯淡歲月,有時在經濟發達的地方,卻未必能產生有深度的文學作品。

  一般來說,寫作者的出發點各有不同,有的乃生命的自戀,有的是精神的尋覓。人類是有限的存在體,借助文學藝術,卻又具有通往無限的可能。我深信,只要人們還有自我意識,還有反省自我的能力,文學就會在不同時刻以奇妙的方式給世界帶來驚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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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責任編輯: 郭博文 )

文學讓我們從俗諦中驚醒

2020-12-18 08:28 來源:解放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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